建武三年（公元1336年）正月，足利尊氏发动了起义攻向京都，迫使后醍醐天皇逃往督山以避其锋芒。然而，忠诚于后醍醐天皇的名将楠木正成凭借其出色的战略部署和巧妙的战术指挥，成功逆转了战局，使得足利尊氏在京都的地位岌岌可危，难以安睡。在同一个月，北畠显家的增援也赶到近畿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足利尊氏的困境，最终导致他在战斗中遭受重创，不得不撤出京都及周边地区。

失去京都的足利尊氏，士气大减，甚至连他的根据地关东也无法返回，只能寻求庇护于日本的西部九州岛。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足利尊氏在西部的势力逐渐恢复，竟然成功集结了二十万大军（数字尚有争议），再次向京都发起进攻。局势对楠木正成极为不利，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最终导致足利尊氏占领京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醍醐天皇则被迫逃往吉野，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开启。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足利尊氏的根基在日本东部的关东平原。他自幼在镰仓长大，从未涉足过日本西部，甚至更远的九州岛，几乎可以说他在此地毫无立足之地。那么，足利尊氏为何能够凭借西部的武士翻盘突围呢？对此，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恩奉公制”，其中“御恩”指的是将领们向武士们封地，从而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奉公”则是那些得到了封地的武士必须对幕府效忠，承担兵役、出征、纳税等各项义务。在镰仓时期中叶，当元朝军队进攻日本时，镰仓幕府不得不调动全日本的武士参与防御，最终成功将元军击退。

按照“御恩奉公制”的规定，镰仓幕府在成功挡住元军后，理应为战斗的武士们分封新领地。但由于这场战争只是防御性质，幕府并未因此获得可分封的领土，无法实施“御恩”。因此，大多数参与备战的武士迫切需要“御恩”来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幕府并无能力满足他们。这导致了许多武士开始抵制“奉公”，从而“御恩奉公制”应声瓦解。

作为抵抗元军的前沿，日本西部（尤其是九州）的武士们承担的负担尤为沉重，因而对此制度的崩溃感受更为直接，对关东的镰仓幕府的失望也愈加加深。当后醍醐天皇高举反抗幕府的旗帜时，日本西部的武士反应显然快于东部。这时，他们非常期待后醍醐天皇能够改善他们的困境。

然而，随着镰仓幕府的覆灭，日本西部的武士们发现后醍醐天皇所推行的“建武新政”实际上并没有比镰仓幕府带来更好的局面，令他们感到十分失望。面对此情形，他们自然而然希望寻找一个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就在此时，来自关东的足利尊氏高举反对“建武新政”的旗帜，瞬间为日本西部的武士们点燃了新的希望。

正因如此，足利尊氏在九州岛得到的竟是日本西部武士们的“热忱欢迎”。足利尊氏带领的五百人迅速在九州岛站稳了脚跟，随后又在西部招募了二十万大军，重新向京都进发，最终实现了建立室町幕府的历史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