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原籍相州汤阴（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与岳飞是老乡。自幼便投奔岳飞麾下，随岳飞征战四方，凭借过人的勇猛屡建战功，逐渐在岳家军中崭露头角。凭借累积的战功，王贵被岳飞提拔为中军统制，成为岳飞最信任的左右手，与另一位猛将张宪共同协助岳飞指挥军队。两人都是岳飞最得力的助手，肩负起重任。

王贵与岳飞之间的关系深厚，除了同乡之谊，更有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深厚友谊。他不仅是岳飞的重要部下，还是岳飞的心腹，岳飞亲自授予他许多重要职责。王贵随岳飞参加过无数战役，战功赫赫。他曾参与楚州之战、平定曹成和吉虔的叛乱、收复襄汉六郡、镇压洞庭湖渔民起义，甚至在岳家军大规模北伐时率领军队攻占郑州、中牟等地。此外，王贵也曾参与过著名的郾城之战。虽然在战斗中曾一度产生恐惧心理，被岳飞严厉责罚并撤销军权，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岳飞的忠诚。

多年的征战，使得王贵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一员虎将。然而，随着岳飞的北伐行动，宋高宗的压力逐渐增大。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兵南归，而岳飞也因政权的政治斗争被削权，甚至被迫离开军队，转至庐山“休养”。此时，岳家军的指挥大权由王贵接手，他被提升为御前诸军权都统制，成为实际上的“总管”，也成了岳家军中仅次于岳飞的核心人物。

王贵的资历深厚，勇猛善战，深受岳飞的信任。尽管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但在多年的并肩作战中，彼此间的友谊早已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牢固建立，因此他们的感情深厚，足以经受任何考验。

然而，政治的复杂性常常让人难以预料。在防范淮西兵变与重演黄袍加身的危机中，宋高宗的权臣秦桧与“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联合，通过削弱岳飞麾下大将的军事权力来巩固自己地位。张俊与秦桧联手，以王贵为突破口，精心策划了一个栽赃岳飞“谋反”的阴谋，最终导致了岳飞的冤屈和惨死。

王贵作为岳飞的得力助手和亲信，理应不可能背叛自己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岳飞。用现代的公司比喻，岳家军如同一个强大的企业，岳飞是董事长，王贵是当之无愧的总经理，两人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然而，张俊选择了王贵作为突破口，这一决定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张俊深知岳飞的性格与弱点，因此他将王贵作为破局的关键。

张俊的选择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他曾听说过王贵在郾城之战时曾有过怯战情绪，甚至产生过退兵的想法。虽然岳云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行动，但战后的岳飞对王贵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不仅剥夺了他的军权，还差点因军纪问题将其处死。其次，张俊似乎掌握了一项可以将王贵置于死地的致命把柄。

在调查岳飞“谋反”证据的过程中，张俊和秦桧首先试图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王贵交出所谓的证据，但这些手段并未奏效。王贵对岳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佩，他认为岳飞严于律己，治军有方，两次对自己处刑也是出于公平公正的考量，不仅自己毫无怨言，甚至对岳飞的管理方式充满钦佩。因此，张俊选择从王贵的个人软肋入手，找到他背叛岳飞的关键。

至于张俊究竟掌握了什么能够让王贵屈服的隐私或把柄，历史并未详细记载，至今也无法考证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张俊利用这一把柄打破了王贵对岳飞的忠诚，使其屈服于权势。最终，王贵与张俊、秦桧一同实施了陷害岳飞的阴谋，导致岳飞惨遭冤屈。

据《鄂国金佗粹编》记载，王贵等人提供的“罪证”相当惊人，足以致命。比如，王贵曾说岳飞在淮西之战失败后愤怒之下怒骂朝廷，称“国家了不得，皇帝又不修德”，这种言论显然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足以让岳飞身陷死地。再如岳飞在撤军途中对张宪说的那段话：“天下之事该怎么办？”这种言论被解读为有野心、不满高宗的表现，成为对岳飞的又一重罪证。

这些所谓的“证据”虽是无中生有，但凭借张俊和秦桧的手段，最终导致岳飞的冤屈与死去。王贵的背叛，不仅对岳飞个人而言是一记致命打击，对于岳家军和南宋的未来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岳飞死后，王贵表面上保持沉默，仿佛与事件无关。面对日益严峻的舆论压力，他宣布病休并请求辞去官职。宋高宗虽试图挽留，但最终授予他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等职务，直至他病逝。尽管后人对这一事件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贵的背叛给岳飞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