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练是从保甲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发展而来的地方性控制组织。它由地方士绅在官方督导下组建，主要依托村寨设置防线，实施边防与治安管理。团练实行兵农合一的方针，通过筑墙设防、坚壁清野等方式，在平时以农为主，战时则提供地方武装力量，以此保障地方的安全与稳定。这种地方防卫组织形式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策略，既保护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又强化了地方的自卫能力。

在贵州，团练一词的出现也较为早期。康熙年间的《天柱县志》记载了当地团练的设立情况：“天邑杂处苗巢，而所治之设大都为御苗计，朱君相其扼要设建哨堡，以故苗格民安，数十年来不闻窃发扰。”这一记载表明，早在康熙时期，贵州的团练已经开始实行，并且当时的团练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地区，旨在防范苗民叛乱，保持地区的稳定。团练通过防守和巡逻，不仅减少了盗贼的出没，还有效保障了地方的安宁。尽管团练的人员并不多，只有百余人，但他们通过屯种自给自足，极大地减轻了财政负担。

然而，随着清中期军事力量的衰退，团练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正如浙江道监察御史萧馥所指出，尽管清朝名义上拥有超过六十万的绿营兵丁，但由于军政腐败，战斗力大幅下降。许多军官与士兵都习惯性地贪图空饷，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变得极其低下。尤其在贵州，当地的驻军战斗力几乎为零，根本无法有效抵御外敌或维护社会秩序。胡林翼的观察十分尖锐，他指出贵州的官兵“已成废器”，即便是千人之营，也不足以对抗小规模的盗匪，治安形势相当严峻。

随着咸同起义的爆发，清廷在贵州的统治进一步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士绅作为地方的精英阶层，承担起了组织团练的重任。为了捍卫王朝的统治、保护自己及家族的安危，士绅们积极响应并组织起团练力量。贵州各地的团练逐渐兴起，并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扩展，这一过程中既有王朝的戡乱需求，也有士绅的自保需求，形成了复杂的局面。

晚清时期的贵州团练产生，正是响应当时“内忧外患”局势的需要。黔东南和黔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民族多样，土司制度、行政区划和山川河流之间错综复杂，形成了许多“插花”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成为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也因此成为盗匪和社会动荡的温床。例如，黄平州的灌水一隅和镇远的四十八溪，虽然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但它们相互交错，位置偏远，治理难度大，盗贼常在这些地区藏匿，使得地方治安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在奏折中指出，“插花地区”一带治安混乱，地方官对于盗匪的管理无能为力。他提到，许多盗贼因地理偏远、管理松散，常在这些地区藏匿并兴风作浪，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治理力量无法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使得社会秩序几乎崩溃。

这些“插花”地区不仅是盗贼活动的温床，也是防堵邻省农民起义的前哨，特别是在咸丰年间，贵州与湖南、广西接壤，外部威胁较大。在这种背景下，胡林翼曾在担任镇远和黎平知府期间，组织团练来防御外部入侵。他认为，保甲制度和团练制度是维护地方安定的重要措施，通过保甲来跟踪和防范盗匪，才能确保地方的安全。

道光二十九年（1849），胡林翼在镇远知府任上发布了《镇远团练章程谕》，这份文件明确了团练的组织结构、职能和要求，成为晚清团练管理的基础性文件之一。在防堵太平军入侵的过程中，胡林翼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不仅募集民兵，还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和防线。他十分推崇保甲和团练结合的方式，并认为这对治理盗匪、稳定地方至关重要。

在黎平、镇远等地的团练工作中，胡林翼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盗匪的流动性强、袭扰规模小，这使得官军在出征时，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战果。他深刻认识到，官军无法应对这种游击式的局部战斗，因此决定依靠地方力量来维护治安。他推动士绅领导地方团练，并通过“乡正”和“团总”来建立团练的组织体系。通过士绅的动员和管理，团练得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地方治安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在兴办团练的过程中，胡林翼强调士绅的领导地位。他认为，通过士绅的组织和引导，团练可以迅速动员地方力量，既能够防范外来侵扰，也能有效打击内部的盗匪。他通过颁布《申谕保甲团练章程》和《凯里绅士团练谕》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团练的组织形式和操作流程，确保了团练制度的顺利实施。

胡林翼在地方团练的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黎平、镇远等地的团练不仅在防堵盗匪、保卫地方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有效地加强了地方士民的凝聚力。通过组织和训练，团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起大量地方力量，以应对突发的治安问题，确保了当地的稳定。

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起义日益扩大，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势力不断北上，威胁到了贵州的边界。1850年，兴义府作为邻近广西的边境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兴义知府张瑛迅速响应，捐款筹资，组织民兵并进行团练。他将当地的士民分为不同的类别，安排了专门的防线并修建了渡舟，确保了防线的严密。通过紧急组织地方力量，张瑛成功在太平军入侵前线阻止了敌军的进攻。

贵州的团练在地方治理、打击盗匪、抵御外敌入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团练的组织，各地的士绅、官员和百姓共同参与，形成了强有力的地方武装力量，确保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无论是胡林翼在黎平、镇远的成功经验，还是张瑛在兴义的防御措施，都为后来的团练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