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京城的消费水平高涨，许多京官常为日常生计而忧心忡忡，几乎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通过《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以及《庚子记事》等私人笔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京官的生活支出情况。

总体来看，京官的开支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从大员到六七品的小官，每一层次的生活状态差异明显。

第一档：困苦型

这一类官员多为初入仕途，品级较低的主事、翰林等，刚踏入官场的他们，经济状况较为拮据。根据《李慈铭日记》记载，当时北京的物价高企，米价大约为每石2.5两，而最基本的两间住房租金每年也要2两银子，仅仅这两项基本开支就要花费20两左右。再加上生活必需的油盐酱醋茶、取暖费、衣物等，年开支至少在100两以上。

在邵义的《过去的钱值多少钱》一书中，他对光绪年间的物品价格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五口之家在当时的最低生计标准为48两银子。而作为官员，100两银子的年开支已然是最基本的“底线”。例如，刑部主事锡彬的家庭状况也可作为参考。他一家四口的生活费每天仅有100文（约合20两银子年支出），而锡彬的俸禄只有60两。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依旧十分拮据，只能靠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生计。像锡彬这样的低品级京官，实际上占据了当时京官的大多数，至少40%以上的京官生活在这样困窘的水平。

第二档：温饱型

相比困苦型，温饱型的官员品级较高，入仕时间较长，且往往与京内外的官员有一定的人脉网络。他们能通过一些灰色渠道，获得额外的收入来源，尽管这些收入不高，但足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这类官员通常能住上稍微体面的住所，衣食方面也能稍微讲究，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

例如，光绪九年，张之洞上奏给朝廷，详细列举了京官的基本开支标准，表示“京官用度极为紧张，每日需一金”，即每日一两白银，年开支大约需要三百两银子，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一标准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很多学者认为京官的温饱标准大约在300两左右。

张之洞本身是名门之后，且长期生活在京城，熟悉京官的困窘。他的一生正是典型的“温饱型”官员。在他的日常开支中，除了基础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要支付一些应酬和社会活动的开销。许多“温饱型”官员的生活通过外官的施舍或一些非正式的收入得到了补充，尽管不能称为富裕，但已经算是相对较为安稳的层级。

第三档：小康型

这一档的京官，通常品级较高或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支持。他们不仅能满足日常开销，还能享受一些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这类官员往往能住上较好的四合院，雇佣佣人，日常饮食也有较高要求，甚至能参与一定的娱乐和应酬活动。

例如，刘光第在光绪九年考中进士后，担任刑部主事，他家境中等，生活水平属于小康型。他曾写信回家，说“留京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这600两银子足以让他在京城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租得起四合院，雇得起佣人，节假日还能向上司、老师赠送一些节礼。但他自己也坦言，六百两银子的年收入，虽不至于过上奢华的生活，但至少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和尊贵的官员身份。

同样，小康型官员的代表人物还包括曾国藩。曾国藩虽然收入较为稳定，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支出却常常超出预算。他的日记和账本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详细记录了他一年内支出的细节。初入京时，他就支出了800两银子，而他的家庭财力较为紧张，直到他担任乡试主考官时，才逐渐偿还债务。尽管如此，曾国藩依然需要精打细算，避免过度消费，以维持生计。张佩纶则是李鸿章的女婿，在被革职后，李鸿章每年资助他1000两，保障了他的小康生活。

第四档：奢华型

到了京城的高级官员，如二品以上的侍郎、大学士等，他们的开支极为奢华，年支出动辄上千两银子，甚至更多。对于这些官员而言，金钱早已不再是困扰他们的难题。根据史料记载，正一品的大学士年收入可达50000两以上，尚书则为41000两以上，侍郎的年收入也不低于33000两。虽然这些高官的收入和支出大多不为人知，但根据历史记载，这些数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实际收入可能远高于这些数额。

不过，奢华型官员毕竟只是极少数，并非京官群体的代表，了解即可。从上述四个层次来看，清代大多数京官的生活水准其实并不高，他们的年收入和支出虽略高于普通百姓，但大部分官员的生活状况仍然相对拮据，只能依靠精打细算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