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创建夏朝，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夏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的王朝，却并不是第一个王权性质的政治体制。

换句话说，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黄河流域已经有一个统一的王国，统治着各方诸侯，这就是尧帝的唐国（陶唐氏）和舜帝的虞国（有虞氏）。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战争事件，例如“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等。这些历史事件表明，尧舜时期的方国联盟体制已经在军事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因此，随着新兴的夏后氏的崛起，想要取代由有虞氏主导的军事同盟，成为新的天下之主，夏后氏必然面临着一场权力交接的挑战。正如荀子所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这句话指出，尧和舜并未“禅让”，因为天子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谁能主动放弃这样的权力呢？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朝的建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而在此之前的近三百年里，山西南部临汾地区已经存在着一个由尧舜领导的政权，这就是陶寺遗址所揭示的陶唐氏和有虞氏的王朝。陶寺古城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跨度长达400年，其中约有100年的时间符合夏纪年的时间范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尧和舜并不是单独的历史人物，而是陶唐氏和有虞氏每一代最高首领的统一称号，这也有助于解释尧舜超长寿命的现象。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陶寺古城可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在陶寺早期，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约100万平方米的文化区域，建设了封闭的宫殿区、完整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象征帝王权柄的天文观测台，还出土了用于测定天下的圭尺。这个时期的陶寺，与尧帝陶唐氏的统治时期相契合。

进入陶寺中期，陶寺逐渐受到了来自晋西南和豫西三里桥文化（即有虞氏文化）的强势影响，宫殿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随着墓地的更替，中期墓地与早期墓地有明显的不同，随葬礼器也从木、陶器逐渐转向玉器，这一变化代表了舜帝有虞氏的统治。

显然，在陶寺的王族群体发生了变化，但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文化的延续性依然存在。因此，这种权力交替对大多数平民并未带来显著的变化。陶寺的地位依旧没有动摇，仍然是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继续主宰着包括夏后氏在内的周边部落和氏族，这与舜继位后尧国的变迁相吻合。

然而，进入陶寺晚期（公元前2000年），统治阶层发生了第二次王权交替，夏后氏开始在豫西一带崛起，而陶寺则转变为从属于夏王朝的二级城邑。从曾经的王者都城到夏朝的附属城市，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舜帝与大禹的帝位交接。

儒家和墨家学者的文献普遍认为，舜禅让给禹是和平而自愿的，而法家文献却对这种交接持批评态度，认为禹逼迫舜，让这个交接充满了暴力的色彩。考古证据显示，陶寺中期和早期之间王族的更替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报复行为，但陶寺晚期所有王族的墓葬却遭到了彻底破坏，墓主的尸骨和随葬品被摧毁，甚至出现了堆积的灰坑和破碎的人骨。

此外，陶寺晚期的遗址还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陶鬲这一典型的商文化器物。陶鬲的出现表明，陶寺晚期的破坏和文化变动可能与商文化的扩张有关。考古学家发现，陶寺晚期墓地的布局和殷墟西区的布局相似，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推测。

在大禹继位后，晋南和豫西地区都落入了夏朝的控制范围，但商均依旧占据陶寺并与大禹对抗，直到大禹最终建立了新的都城阳城。阳城的遗址面积远小于陶寺，这一变化反映了大禹在取得真正的天下主权之前，必须剿除商均及其支持的敌对势力。考古资料进一步表明，陶寺晚期所经历的暴力破坏，可能正是大禹及其盟友所为，旨在摧毁尧舜旧部，确保夏朝的统一与稳定。

考古研究发现，陶寺晚期的文化特征明显与商周文化相似，这一变化很可能与商周族群在大禹治理下的联盟有关。考古学家推测，参与摧毁陶寺的外族可能与商周文化相关，而这些文化群体可能是大禹最强有力的政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