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是中国影史上一部经典的谍战片，讲述了1943年在苏中地区，新四军设立的一个地下兵站被叛徒告密后遭破坏的故事。电影围绕青年干部梁洪展开，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地运送了一批制造迫击炮所需的无缝钢管，最终成功将其送到苏中根据地。影片生动再现了隐蔽战线上，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斗智斗勇的英雄事迹，展现了那个年代无数地下党员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51号兵站》于1960年完成拍摄，在公映前曾送给陈赓征求意见。陈赓的儿子陈知建观看影片时显得颇为不解，并做出批评：“在日本占领、白色恐怖肆虐的年代，居然有共产党能如此轻松地弄到警车，甚至能化妆成宪兵，简直是胡编乱造，吹牛罢了。”当然，陈知建当时只是基于自己有限的理解发表的意见。他当时还是中学生，尚未亲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难免对影片中的情节产生怀疑。

听到儿子的话，陈赓气愤地训斥了他一顿：“你懂什么？当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凭什么不相信？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身边的联系人，就是我们的人，后来他们的作战厅长还帮助我们送情报呢，你信不信？”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陈知建依然难以信服，于是陈赓微笑着不再多言，知道儿子想从自己口中套出更多的故事，但由于当时的情报工作涉及国家机密，他无法继续详细说明。事实上，影片《51号兵站》所呈现的情节真实存在，那些精彩的故事背后，有着多个原型人物。虽然陈赓没有在新四军服役，但他深知隐蔽战线的艰险与复杂，曾亲自经历过比电影中更为惊险的情节。若说电影讲述的故事是深入敌人核心，陈赓的经历则是从虎口拔牙。

陈赓在南昌起义时担任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并在南下广东的战斗中腿部重伤，之后辗转来到上海治疗。治疗好之后，他接到中央命令，成为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此时，中央特科正处于危机四伏的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连背叛革命，中华民国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酷，革命力量急需保卫措施。陈赓所接到的任务不仅仅是保护机关安全，还要提前获取敌人的动向。

“白色恐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动摇分子纷纷叛变，甚至供出大量地下党机密，这对党组织的破坏比敌人还要严重。为了防止更多叛徒对党组织造成危害，中央特科迅速成立，并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设有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无线电通讯科，其中行动科（又称“红队”或“打狗队”）更是名声在外，敌人听到此名往往心生恐惧。

陈赓的情报工作颇为复杂，虽然他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为何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呢？这得归功于他1926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的政治保卫工作。凭借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陈赓被认定为忠诚、勇敢且机智的党员，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广泛的社交网络。作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装扮成商人，时而装扮成上海的“小开”，通过与警察、特务、租界巡捕的交情，打入社会各个阶层，掌握了大量敌情。

有一次，地下党在法租界的一家戏园里开会，因信息走漏，租界的警探突袭了该地点。陈赓凭借自己的人脉，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认识的警探，提出协助他守住一个出口，趁机帮助党员们逃脱。陈赓的能力不仅体现在情报工作上，许多关键时刻，他都能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关系营救出被捕的同志。

然而，仅靠外部的情报来源还远远不够，周恩来与陈赓决定实施“拉出来，打进去”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杨登瀛的出现为革命事业贡献巨大。杨登瀛原本是上海的风云人物，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成功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建立联系。通过与杨登瀛的接触，中央得以通过内部人员获取敌方的情报，这些情报为党组织的战略部署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1931年，杨登瀛成功帮助营救了关向应等重要同志，并且多次帮助中央特科识别叛徒，捣毁敌人的特务网络。尤其是在制裁叛徒白鑫一事上，陈赓亲自部署了暗杀行动，白鑫最终在上海被成功除掉。这一行动震惊了上海，成为了特科名声大噪的原因之一。

陈赓在特科中的工作不仅仅是情报收集，他还亲自参与了许多高风险的行动。他与钱壮飞、胡底等人共同开创了“打进去”战略，成功地将敌人的内部网络渗透破坏，为党组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信息支持。钱壮飞在国民党的无线电管理处工作，成功将重要情报送至中央，帮助红军顺利实施战略转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特科也面临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1935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隐蔽战线的工作依旧在继续，许多无名英雄的贡献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陈知建最终理解了父亲当年所说的那些话，他开始相信父亲讲述的那些传奇故事。后来，他在警备区工作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郭汝瑰的老战士，他曾在敌营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共提供了许多关键情报，最终帮助赢得了多次关键战役。陈知建意识到，正是那些无声无息的英雄，才真正保障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