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都察院的御史刘汝骥被外放至徽州担任知府。根据惯例，他必须在正式上任之前进入宫中辞行，并聆听慈禧太后的训示。慈禧召见了刘汝骥，随即询问他是否曾拜访过军机大臣。刘汝骥回答没有，慈禧便告诫他说，在外为官不同于在京城，如果希望日后能有更好的仕途，必须要依赖军机大臣的提拔与支持。

从表面看，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为民造福、足额完成朝廷的赋税和钱粮是官员的主要责任，政绩好自然会为自己带来更好的仕途。然而，清朝的官场情况却并非如此。官员的升迁与政绩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反而更多的是和背景以及履历挂钩。

或许很多人会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毕竟清代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官员是凭借突出的政绩一路升迁的。例如康熙时期的于成龙，他从一个普通的知县起步，凭借卓越的政绩，最终一步步升至两江总督。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当然，作为一名御史，我并不否认政绩突出的官员确实能获得晋升，但这样的情况总的来说并不常见，按比例来看，也许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更多的晋升机会并非由政绩决定，而是通过个人背景、家族关系或是履历来获得的。

任何朝代的官场中，都有一个不变的规律——“朝中有人好做官”。事实上，有时甚至不必非得依靠高层人物，只要能得罪上司，照顾到上司的需求，甚至是让他们感到舒适，升职的机会照样会出现。

研究清朝官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出身于官二代或贵族世家的官员，升迁速度普遍较快。这些人凭借祖父、父亲、叔侄或者姻亲的关系，在仕途上往往能够走得更远，数量也相当可观。比如汉臣中的张廷玉、刘墉和翁同龢等，他们都属于典型的官二代。

此外，还有一种普遍的关系网，那就是师生关系。官场上的师生关系，是维系政治利益的重要纽带。官二代的优势并非每个人都具备，但师生关系的构建相对容易。只要有了科举功名，便可与有权有势的老师建立起联系。即使是从异路而来的官员，若有足够的资金，也会拜师学艺，找一个强有力的老师为自己背书。

以曾国藩为例，若没有他那位座师穆彰阿的提拔，他的仕途未必会如此顺利，十年内七次调任，最后更是取得了攻占天京的辉煌战绩。

对于任何一位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朝中有人这一条件几乎是必备的，没有这个前提，哪怕政绩再好、学问再深，依然很难走得远。

履历在官场中的意义深远，通常包括政治面貌、科举功名、年龄和工作经历等多个方面。政治面貌是最基本的要求，意思就是官员需要确保自己在政治上对朝廷忠诚可靠，这是最低的门槛，达到了也不算难。

然而，功名的获得就没那么简单了。清代科举严格，想要获得一个进士或举人的身份，绝不仅仅是学问的问题，还涉及到运气的成分。许多人即使学识深厚，依旧难以考取功名，往往差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好运。

在清代的官场中，科甲功名的作用极为重要。即便是同样担任知县，进士出身的官员通常比其他出身的官员拥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时，进士出身的官员即便政绩稍逊，也常常能够受到上司的青睐。

关于功名，清代官场对它的重视程度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不仅要看是否是进士，还需要在进士中区分二甲和三甲，甚至二甲之中也要论及名次高低。

除了功名，年龄也是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体力和精力自然会下降，因此一些需要高强度工作的岗位并不适合年老的官员。清代有明确规定，50岁以上的进士，通常不能担任州县实职，多数会被安排到较为清闲的教职类职位。

与年龄一样，身体健康也是官员仕途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哪个时代，身体强健的官员更容易得到上司的青睐，而那些频繁生病、依赖药物的人，则往往会被上司排除在晋升之外。

另外，工作经历也是升迁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明清时期，很多岗位有明确的入职门槛。例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便是官场的铁律。

再以地方官员为例，像总督、巡抚等重要职位，通常需要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这些官员一般都会从知县或者知府做起，经过多年的历练，才能逐步晋升。如果缺少这些基层经验，皇帝通常是不会同意任命的。

当一位官员缺乏广泛的人脉背景，其他硬性条件又不够突出时，能被关注的往往只有政绩。可是，政绩往往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依据。尽管朝廷为政绩制定了一些考核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官员的政绩完全无可挑剔，尤其是在地方。地方官员的“政绩”常常是经过粉饰和包装的，朝廷对这些细节通常不太介意，只要官员完成了规定的赋税任务，且未有明显的腐败行为，往往会被视为合格。

政绩在实际晋升中并不会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地方中下级官员的晋升，更依赖督抚的推荐和奏章。而即便是那些真正有突出政绩的官员，朝廷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但这种奖励通常只会给那些表现极为卓越的官员。清代确实有不少基层官员凭借过人的政绩，一路升迁，从知县逐步晋升为督抚等高级职务。除了于成龙，李世杰、刘韵珂、陈汝咸等也是著名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