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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谁品级更高、权力更大？

这是许多读者通过私信提出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这一疑问，御史结合清代官制体系及这两个职位的职能特点，做了一个简要而深入的比较分析。

漕运总督的办公地点设在江苏淮安，而江苏巡抚则驻守苏州。二者皆属同一省份，比较起来相对直观。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的官阶是相同的，均为正二品，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全面，存在一定的误解。

“漕运”通俗来说就是水路运输。从明代开始，因会通河的开通，逐渐替代了海运和陆运，成为以河道为主的粮食运输体系。清朝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所征收的粮食，主要通过水路送往京师。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规定征收的漕粮数量约为400万石，扣除地方折色和留用，大约有300万石粮食被运抵北京，主要用于供应京城八旗兵和文武官员的禄米发放。因此，漕运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京城的稳定和军政的运作，漕运一通则国泰民安，若一旦中断，则容易引发混乱。

漕运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自顺治二年设立漕运总督一职，驻扎淮安，负责管理八省的漕政事务，所有相关文武官吏均归其节制和监督。

清初时期，漕运总督官阶为正二品，若兼任兵部尚书，则晋升为从一品，官阶与各省总督持平，并授予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从史料文献来看，自顺治至雍正时期，漕运总督始终保持与各省总督平级，兼任兵部尚书的情况则较为少见。

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制定了明确的制度：每年漕粮征收完成、启运北京时，漕运总督须亲自随船北上，沿途实地考察运河航道的险阻情况，并核查沿线官吏是否徇私舞弊。粮船抵达天津后，漕运总督下船，改为陆路入京面奏述职，随后返回淮安筹备下一年度漕粮征收与运输工作。

这一“一年一觐”制度被严格执行，使得皇帝对漕运总督的掌握极为清晰，漕运总督常被视作朝廷心腹重臣。

到了乾隆十八年，乾隆帝对漕运总督的官制进行了调整。他认为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仅负责专门事务，缺乏地方行政权力。因此，取消了原先兼任的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改为兼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权衔有所降低。

综上所述，清初时期，漕运总督的官阶与两江总督持平，略高于江苏巡抚。乾隆十八年以后，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基本平级，但也并非绝对，嘉庆年间曾有多位漕运总督兼任兵部尚书，品级有所抬升，不过这属于例外。

官阶的高低相对清晰，但权力的比较则更为复杂。漕运总督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部委部长，专管水运事务；江苏巡抚则像省委书记，负责整个江苏省的地方政务管理。两者虽然职责不同，但在赋税征收、地方人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集和公务往来。

至少在乾隆朝之前，漕运总督的权力普遍高于江苏巡抚。清代官制有一条基本原则：官阶通常决定权力大小。这与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之间的关系相似，只不过漕运总督与江苏巡抚的职权交集较少，差距也非常微妙。

从官员晋升路径看，乾隆朝以前，漕运总督的仕途通常优于江苏巡抚。若能升迁，一般会被调任为六部尚书。而省巡抚直接升任尚书的情况较为罕见。

乾隆以后，随着漕运总督官阶的下降和地方事务的复杂化，巡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江苏作为全国最富裕、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省份，对巡抚的要求也比其他省份更高。

清中期以后，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的地位逐渐走下坡路。原因主要在于乾隆时期国库逐渐充裕，朝廷对漕运的重视程度大幅降低。清初国力有限，一旦漕运断裂，必然引发粮荒，影响朝政稳定；而乾隆时代，漕运系统弊端频出，粮食运输成本极高，甚至有学者测算，一石漕粮运至京城的成本相当于京城三石粮价。

因此，各省督抚干脆派人直接在京城购买粮食，绕开漕运环节，这样既节约银两，也让大量利益流入地方官员口袋。

实际上，从乾隆朝起，关于改革漕运的呼声不断。种种弊端及朝中非议，使漕运总督这一职位的含金量大幅下降。此时漕督的权力已不及各省巡抚，且从乾隆以后漕运总督转任巡抚的情况变得普遍。

更尴尬的是，尽管漕运总督管理八省粮运，却无实质行政权，巡抚们常常不把漕督放在眼里。尤其是晚清时期，各省巡抚几乎成了地方诸侯，漕督的权威更是大不如前。

随着清末官制改革，漕运总督职位最终被撤销。光绪三十年，漕运总督改设为江淮巡抚，仍驻淮安，管辖江宁布政使所辖的四府二州，和江苏巡抚分治江苏省，继续归属两江总督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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