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中央核心制度是“三省六部制”。鲜为人知的是，在唐高宗时期，这一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一堂三省六部制”（也有人称之为“一堂六部”），其中政事堂逐渐成为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权力机构，尚书省则在权力结构中显得有些边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政事堂变成如此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权力机构呢？

在隋朝及唐初，政事堂实际上设立在门下省，初衷只是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在隋朝称为门下纳言）召开会议的场所，并未被视作正式的权力机构。进入贞观时期，唐太宗为了强化决策机制，特意命令谏议大夫、御史大夫及一些特赐官衔的官员（如参与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都需出席政事堂的宰相会议。这样的安排使得政事堂的地位显著上升。

唐太宗扩大政事堂宰相会议的初衷在于增强监督效应，从而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因此，很多重要的朝廷事务几乎都在政事堂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和决定。贞观末年，唐太宗更是对长孙无忌下达指令，要求其“全知三省”。如此一来，宰相们每天都需要与长孙无忌在政事堂里商讨政事，三省的大部分政务自然也随之转移到政事堂处理。

正因三省的政务基本上由政事堂来处理，加之朝廷的重大事务也在政事堂达成共识，使得政事堂逐渐演变成为朝政的决策中心。到了唐高宗的中后期，政事堂最终确定为由宰相组成的委员会，而“三省”的实际影响力逐步被削弱。不过，在这一时期，尚未确定由哪位宰相担任首席。

在唐中宗继位后，武则天为了拉拢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中书令裴炎，便将政事堂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中书省本就负责处理机要文书和起草发布诏令，随着宰相委员会（即政事堂）的迁入，中书省的中书令自此成为政事堂的首席宰相，权力的集中化现象愈加明显。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正式将政事堂的名称改为“中书门下”（简称为“都堂”），在体制上正式承认了政事堂作为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权力机构。从那时起，政事堂便一直成为朝廷中的核心权力中心，直至元朝覆灭宋朝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