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转向冷战思维，随着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冷战的序幕正式拉开。到1947年，“杜鲁门主义”进一步明确了冷战的基本框架和对苏政策的立场，标志着冷战的全面爆发。

然而，尽管冷战的局势已经初步形成，美国还缺乏一套清晰、系统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个关键时刻，乔治·凯南，一位化名为“X”的“苏联通”专家，通过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八千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也就是广为人知的“X报告”。在报告中，凯南系统地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主张，这一理论最终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对苏政策的基石。正因如此，凯南被誉为“遏制政策之父”。

凯南的“X报告”迅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此前在苏联担任驻苏大使馆职务多年，虽然凯南并未取得太大的政治成就，但凭借其深刻的战略洞察，他很快被提升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首任主任。尽管凯南的职务生涯时有波动，但他的遏制战略一直贯穿到苏联解体之时，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也使他被视为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争，它也重新洗牌了国际政治格局，全球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剧变。战后，传统的列强纷纷衰弱，苏联和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全球两大超级大国。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民族则掀起了独立浪潮。对于苏联，乔治·凯南采取了“遏制”政策，而对新中国，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1947年之前，乔治·凯南曾公开表示自己对东亚一无所知，从未到过这一地区，也对其文化没有太多兴趣。然而，尽管如此，凯南依旧深度参与了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明确将日本作为战略核心，逐步脱离中国，计划从朝鲜半岛撤军，同时也将东南亚作为遏制苏联的重要战线。这些战略决策与凯南的政策建议紧密相关。

朝鲜战争后，凯南的职务经历了波动，他一度转向学术领域，但随后又回归政策规划室继续担任主任。此时，他与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凯南更倾向于政治遏制苏联，而美国政府则主张采取军事手段进行遏制，这种理念上的冲突，可能也是凯南职场起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凯南的眼中，美国应当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反对美日军事化同盟，支持从韩国撤军等政策。然而，这些主张显然与当时的美国政府立场相悖，凯南的政策未能得到广泛采纳。然而，凯南的影响力仍然体现在促成了朝鲜停战谈判，尽管这场谈判的结果更多是出于美国的迫不得已。

凯南并不主张敌视中国，也不认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是必要的。但他为何持如此立场？有观点认为凯南深知中国文化底蕴的强大潜力，因而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凯南的核心观点并非重视中国，而是看不起中国！

当时的东亚地区，只有日本才是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凯南认为，日本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根基，而中国、朝鲜半岛乃至东南亚，对美国而言并不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甚至可以被牺牲。因此，他认为中国在未来不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大国，也不会对东亚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对美国的战略构成威胁。

事实上，凯南并非个例。当时的美国普遍低估中国的潜力。例如，曾任驻华大使的马慕瑞公开批评中国人的民族性，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直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胜利、成功爆炸原子弹，并在新中国大建设中取得显著成就时，凯南依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

到了1972年，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尼克松访华成为历史转折点。然而，凯南依然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即使到1996年，凯南依然在访谈中表示，他看不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政府间关系有什么意义。

到了21世纪，尤其是2001年之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凯南依然持保守观点，认为中国不具备对美国构成战略影响的能力，并表示他无法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迷恋”，坚信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主要盟友。

关于凯南的观点，仍然有几点值得深思。首先，流传的“凯南因被中华文明的魅力打动而主张不敌视新中国”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误解。究竟这种误解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目前难以考证。但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误解却被一些人赋予了神话色彩。其次，凯南对中国的判断错误，根源在于他从未真正重视中国，甚至可以说，他根本看不起中国。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几乎没有其他美国战略家预测到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历史短暂，缺乏对拥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的深入理解。最后，西方的战略水平不应被过高估计，尤其在涉及中国时，西方往往因近代历史的影响，带有偏见和低估。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缺乏“知己知彼”的智慧，又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