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6年，魏国的贤明君主魏文侯去世，继位的魏武侯接过了权力的交接棒。仅仅一年后，魏国的改革者李悝也去世，这对魏国的黄金搭档也相继离开了历史的舞台。魏武侯继位后的二十多年，是属于他个人努力与雄心的年代。

那么，在魏武侯的统治下，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其实，从魏武侯的谥号“武侯”便能一目了然。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武”字的写照。即位后，魏武侯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外征战，他的军队几乎遍布整个战国六国——与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郑国、宋国等一众诸侯展开过对抗。这些战争无论胜败，他几乎都没吃过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魏武侯继承了魏文侯的家业，继续在外征战，打响了魏国的威风，令魏国的声势一度达到顶峰。可以说，在魏武侯的治理下，魏国的历史进入了最为光辉、最为威风的时期。

然而，在这耀眼的外表背后，魏国却忽视了三个深刻的隐患，这些隐患为魏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魏文侯时期，魏国人才济济，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一批文臣武将通力合作，推动国家强盛。魏文侯广纳贤才，无论贵族出身、是否魏国本地人，魏文侯都能一视同仁，唯才是用。

然而，魏武侯继位后，用人理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两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用人偏好有所改变——特别是对吴起的态度。

第一个故事：

魏武侯刚刚登基，需要选择新的相邦。吴起凭借自己的能力、资历、以及为魏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认为自己理应担任这个职位。然，最后却是一个名为田文的人担任了相邦，而田文的各项条件明显不如吴起。

吴起一时无法平静，愤怒找田文“算账”，两人当场比拼各项能力：吴起无论在军事指挥、武力、智谋乃至内政上都优于田文。然而，田文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魏武侯刚刚继位，局势不稳，怎能让能力太强的吴起来掌控大权？魏武侯显然更信任田文这种能稳定局面的选项。

吴起虽有高强的能力，但却忽略了领导选人更看重的是“是否听话”。很多时候，职场中的升职加薪并不总是与能力挂钩，听从指令，稳定局面才是领导最重要的考虑。

第二个故事：

有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共同巡视河西防务。魏武侯看到那里的山河险峻，防线稳固，十分高兴，认为这里是魏国的宝贵财富。而吴起却冷静地反驳：“江山在德不在险。”他认为魏国的安危不仅仅取决于自然屏障，更取决于国家的内部治理，和领导者的用人之道。这句话虽然直击要害，却让魏武侯感到不悦。吴起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长期情绪积压的爆发。魏武侯在用人上偏重出身和亲近关系，吴起的能力与忠诚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最终他选择离开，投身楚国。

魏武侯的用人哲学，无疑是对魏国未来的一个隐患。从吴起到商鞅、孙膑等人才的流失，逐渐显示出魏国在用人上的困境。

魏文侯深知魏国的强盛与三晋合并息息相关，而合力则强，分裂则弱。在魏文侯的时期，魏国与赵、韩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尤其是对赵国的牵制，魏文侯采取了更加审慎的策略，确保魏国与其他两个国家的合作关系。

然而，魏武侯过于依赖强大的武力，并且对赵国采取了过于强硬的政策。公元前386年，魏武侯向赵国的新都邯郸发动进攻，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魏国与赵国的关系，也导致三晋之间的联盟彻底破裂。

魏武侯的过于好战，最终让魏国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北有赵国，魏国面临着异常复杂的战略局面。魏武侯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战略突破口，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

魏国的战略失误在后来愈加明显。在“李悝变法”的基础上，魏国曾拥有一度强大的国力，但却始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魏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未能有效利用地理优势，最终错失了宝贵的战略窗口。

如果当时的魏国能够集中力量突破赵国、韩国，夺取战略高地，那魏国的未来或许会大有可为。但魏武侯未能将此战略付诸实践，错失了大好的时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魏国当时本有四个战略选择，其中最有潜力的便是集中力量攻占关中。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与秦国当时的低谷期，如果魏国能够果断出击，便能够扭转局面。

然而，这一切终究是未曾实现。魏武侯的错失，魏国的“战略混乱”，让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家渐渐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