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在帝制时代（广义上指从秦朝的建立到清朝的灭亡，这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阶段，通常被称为封建社会）展现出了一些独特且鲜明的政治特征。

学者们对这一期间的政治特征进行了总结，列出七个主要方面：首先，许多其他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一旦覆灭便再无复兴的可能。然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了秦朝并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后，直至清朝灭亡，政治体制的核心形态依然得以延续。虽然在这两千多年里，多个王朝相继更替，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基本政治架构却始终未曾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都用始皇法”，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是独特而非同寻常的。

不得不提的是，这一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由秦朝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这种体制雏形已初见端倪。秦朝建立后，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并推广至更广泛的地区。因此，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正如一句箴言所言：“凡制度必有渊源。”

其次，早在战国时代，中国便已经出现科层制政府，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优胜劣汰的选拔机制，这种制度的形成早于欧洲近两千年。科层制政府所指的正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即政府官员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下，依据既定程序行使职权。权力源自于职位与身份，职责明确、权责清晰，并辅以考核机制，形成一种非血缘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崩溃，世官制逐渐被新的官僚制所取代。官员不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由君主任命的专业人才，文官和武将被严格区分，地方治理上也逐步废除了封建制，转而采用郡县体制，中央派遣官员管理地方。地方官员不能世袭，且由朝廷支付薪酬，并且必须经过考核，海选能者，淘汰无能者。严格的选拔制度从秦国的军功爵制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到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最终演变为隋朝的科举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员选拔体系。

这种选拔体系在欧洲直到近代才出现。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之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建立以考试为标准的文官选拔制度。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都是由以世袭贵族为背景的血缘官僚集团所把控。因此，称中国为“政治早熟”，以至于后来发展为“熟透”的局面，确实不无道理。

第三，帝制时代的中国展现出强烈的国家传统。在整个国家内部，各种势力之中，中央政府及其权力始终占据最高地位，超越所有其他社会力量。而观察其他文明，如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力量极为强大，曾一度压制王权。进入近现代后，资本和民间社会开始强势崛起，逐步对国家权力形成新的制衡，而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中，宗教的影响同样显著，对国家权力形成牵制。

但是，在古代中国的帝制时期，从未出现对国家权力形成实际威胁的势力，任何企图挑战国家统治的力量，最终都被扑灭。历朝历代都是通过打压、收编对手来维护统治地位，包括豪强、世家大族、游侠以及商人等潜在威胁，均被严格监管和打压。这种打压与收编并行的策略，往往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试图将这些力量纳入国家的控制系统中，以达到统治的巩固。豪族这一代表性力量的走向可通过崔向东老师的《汉代豪族研究》来深入理解。

此外，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势力迅速壮大，形成了庞大的宗教组织。然而，当佛教的影响力开始威胁到国家政治稳定时，统治者便采取了反制措施，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相继通过镇压和整合佛教力量，逐步将其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形成了僧官制度供后朝借鉴。

第四个显著特征则在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军事将领通常并不具备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军队时常参与政变，而有学者指出，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至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364年间，罗马经历了59位皇帝，其中有26位因军队的政变或暴力而死，比例高达4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除非遇上内乱或分裂，军人介入政事的情况极为罕见，政权始终由文官把持，武将基本处于附属地位。

即使在一些动乱的时代，虽有军人因武力而登上皇位，他们在维持政权后也常快速引入文官，削弱武将的权力，尤其自北宋时期以来，文官对武将的控制愈发中。接下来的政治治理得以稳固与推进，文官的权威与地位逐渐上升。

第五个特征是，绝大多数帝国通常依赖军事征服来扩展领土，而中国的疆域拓展，尤其是在北方，多数情况下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步汉化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秦朝的统治者并非游牧民族，统一六国后，其对南方的南征百越，其实也是军事征服的表现。秦朝奠定的基本疆域在后来的王朝扩张中也成为了重要的依据和基础，南北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东北、蒙古、新疆和青藏四个方向。

以东北及蒙古（包括现今的内蒙古和蒙古国）为例，在北魏、辽、金、元等王朝时期，统治者往往是游牧民族。例如，北魏由鲜卑人建立，辽为契丹人统治，金朝则由女真族创建，而元朝则为全占。在这些时期，统治区域包括蒙古与东北，这与作者的某部分观点相符，但在其他方向的扩张，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第六，中国在帝制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显得尤为不同。在中华文明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较为微弱，而政府对于各类宗教信仰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将全世界的文明分为七或八种，其中中华文明被视为最世俗化的。因其根基并非源自宗教，相较于其他文明，宗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

其他文明多是宗教主导，比如在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是社会的主流力量，甚至国王的登基都需得到教皇的加冕。而在伊斯兰文明中，阿拉伯帝国更是政教合一的典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统治层与民众都享有宗教自由，但不允许以宗教对国家政治体系施加重大影响。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多为儒家和法家，均是世俗性的学说，而并非宗教体系。

虽然佛教是影响中华文明的重要宗教，但当其势力逐步增强、甚至威胁到现有的政治结构时，政权便会采取打压措施。正如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统治者创立了僧官管理制度，将佛教控制纳入了官方治理的范畴。

第七，除了宗教之外，在政治影响力上较大的商人阶级在中国的帝制时期也并未形成具备独立地位的力量。他们没有成为一个能够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集团，尽管在宋朝时期商业化和城市发展已相当繁荣，商人实力亦不容小觑，但仍旧无法突破国家的束缚。

许多学者对这些特征进行了研究与讨论，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以及英国政治学家芬纳等人，他们也探讨了上述几个特征。在一些评论中，这些特征受到了质疑，因中国地域辽阔、时间跨度长，各朝代间差异较大，难免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如果从整体上抛开内部差异，提炼出这些共性，并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帝制时期的政治特征异常显著。

以第七个特征为例，通过传世文献及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城市数量众多，尤其在明清时期，商业小城镇兴起，生机盎然。然而，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对比，尽管当时欧洲的商业不及中国发达，但商人却能在政治中产生显著影响，他们通过行会联合维护自身权益，某些城市甚至为自己的自治而奋斗，成为与王权和教权相媲美的独立力量，铺垫了欧洲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反观中国，无论商业如何繁荣，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组织力量，无法对国家权力施加大的影响，只能像附庸般接受统治的控制。因此，第七个政治特征依然成立。

那么，为什么坡制时期的中国会呈现出以上的政治特征？对此，不同学者有着各自的解析。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专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导致各诸侯国间频繁及结局不定的局部战争，正是在这种战争中形成的竞争与冲突，推动了效率导向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发展，从而为后续的社会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

然而，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具备的特殊结构性条件（与古希腊及中世纪欧洲相比），支撑社会进步的战争力量最终被国家所驯服。继而，秦朝统一后，接下来的汉武帝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武官与商贾阶层被推向社会权力的边缘。此布局为后续王朝所接纳并继承。中国在帝制时期的七个政治特征，亦与这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样态紧密相关。

对于这一过程的具体演变，有学者注意到，中世纪的欧洲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存在着相似的社会背景——都实行封建制且战争频繁，但最终社会演变却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欧洲走向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而中国则形成了以秦帝国为代表的大一统局面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为何会导致如此不同的结局？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篇文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