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自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以来，经过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变迁，最终迎来了汉武帝刘彻的治世（公元前141年）。这一过程中，国家逐渐走向繁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经过一系列波折，最终实现了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在这段历史中，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不断变化。汉武帝继承父辈的基础后，雄心勃勃地推动国家的内外事务，内政改革，外征四方，力图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随着“推恩令”的发布，诸侯王权被逐步削弱；通过“察举制”吸纳全国的士子；设立刺史，强化对地方的监管；以及对匈奴等北方民族的征讨，国家的版图逐渐扩展，社会秩序逐步恢复。

汉武帝刘彻可谓是英明的帝王，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举措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十余年的在位期间，汉武帝大展宏图，开疆拓土，内政繁忙。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及道德改革，汉武帝在促进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实现了西汉的鼎盛时期。

然而，从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来看，汉武帝的时代并非一片完美的盛世。司马迁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深刻的批评，呈现了汉武帝统治下的另一面。他在肯定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改革选官制度、设立刺史监察地方等一系列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其统治中的许多问题，揭示了一个看似辉煌的盛世背后隐藏的阴影。

一、政治、经济上的“贪欲”

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通过汲黯之口揭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弊端，批评其无法效法古代贤王的治国理政。司马迁指出，汉武帝的“贪欲”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财富、资源的贪婪使得国家对外进行扩张，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异域珍宝。通过派遣使者通西域，他试图引进大宛、大夏等地的奇珍异宝，以此增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并通过这种方式强化汉朝的“威德”。同样，汉武帝通过开辟西南夷的通道，欲获得竹杖、蜀布、枸酱等特产，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断扩展版图，逐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司马迁还指出，汉武帝迷恋“长生不死”的幻想，通过封禅泰山祭天地、敬鬼神，希望借此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做法展现了汉武帝无止境的贪欲和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和百姓的困苦。在《平淮书》中，司马迁形象地描述了这些“功业”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百姓劳苦，社会动荡，政治腐化，经济濒临崩溃。全国范围内，不仅百姓因税负沉重而苦不堪言，豪强地主借此更大发挥了权力，社会的不公愈加严重，曾让人们回想起秦朝的崩溃。

二、法律、道德上的“片面”和“虚伪”

司马迁还在《史记》中揭露了汉武帝时代法律和道德的虚伪性。以法律为例，《酷吏列传》中详细记录了当时一批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人的暴虐行径，他们通过滥用权力，执行残酷的刑罚，而这一切都在汉武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发生。杜周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以极权主义手段执行法律，不顾成文法规定，仅凭皇帝的旨意和个人意志审判。他不以古代的成文律条为准绳，而是依据“所是”的标准来制定法律，这种“所是”的律令使得统治阶级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展现了制度的虚伪性和自私性。

此外，司马迁还揭示了汉武帝时期的道德观念问题。在《游侠列传序》中，他将当时的道德划分为“鄙人的道德”和“侯门的道德”。“鄙人的道德”代表了平民百姓和下层侠士的道德，他们崇尚义气、重情重义，拒绝与权贵为伍。而“侯门的道德”则是指统治阶层所宣扬的“仁义道德”，这实际上只是对自身利益的掩饰。司马迁通过对朱家、郭解等布衣侠士的歌颂，展现了他们与权贵豪强的鲜明对比。豪强虽表面上效忠于儒家道德，但实际上，他们的道德与其利益紧密挂钩，用“仁义”掩盖其“贪欲”。

总结来说，汉武帝的统治虽然带来了西汉的盛世，但也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贪欲的泛滥到法律与道德的虚伪，司马迁通过《史记》将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呈现得淋漓尽致，揭示了一个盛世背后的不安定因素和隐忧，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