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的众多名臣中，虽然许多人才华出众，但他们的政治表现却多遭质疑，且常因与国家改革进程的矛盾而受到批评。很多人尽管有着相当的治理能力，但未能推动中国社会的革命和现代化，反而成为了改革的阻碍者。然而，左宗棠却是一个例外，因其独力捍卫新疆，成功守卫了国家的边疆，被誉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另有一位名臣——赵尔丰，他在西南边陲亦有赫赫战功，成功挫败了英国图谋控制西藏的阴谋，并稳定了川藏地区的局势，然而，尽管有过辉煌的业绩，最终却遭受公审并被处决。倘若赵尔丰选择一直驻守在西藏，而非前往成都，他是否能像左宗棠那样，最终名垂青史呢？

四川西南部，特别是与西藏接壤的地区，长期是藏族百姓的家园。在明清时期，这片土地一直实行着土司制度，藏族的首领和贵族控制着当地的管理事务。然而，清朝末年，土司制度的腐败与暴虐，导致了汉藏百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汉族百姓普遍希望能够结束这种由藏族统治的局面，渴望实现更为公平的治理。而正值这一时期，英国于1875年通过“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进入藏区的特权。此后，英国频繁与西藏的噶厦政府接触，试图煽动西藏脱离清朝的统治，建立独立政权，意图将西藏转变为其傀儡，并借此将其与印度连接，进一步扩展英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清政府决定派遣凤全带领一支官员队伍前往川藏边境，执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民族矛盾，恢复地方稳定。然而，由于凤全对当地民族冲突了解甚少，他的改革过于急功近，导致了藏族贵族的强烈反感，最终凤全和其随行人员被袭击致死。凤全之死令清政府震惊不已，赵尔丰被任命为新一任四川总督，接受了平定川藏边界叛乱的重任。到达四川后，赵尔丰采取了“剿抚并施”的策略，通过镇压叛乱与收服当地土司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巴塘、丁林寺、七村沟等地的顽固势力，迅速稳定了局势。

清朝政府随后设立了川滇边务大臣一职，并因赵尔丰在治理川藏边境方面的卓越表现，他被选中担任此职，开始着手开展川藏地区的各项事务。赵尔丰很快意识到，教育的缺失是造成民族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开始推广教育，为当地的孩子们提供上学的机会，这不仅提高了当地百姓的文化水平，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并促进了“改土归流”政策的顺利推进。此外，赵尔丰还提出了“兴学、通商、开矿、屯垦、练兵、设官”的“经边六事”，将这一地区的治理逐步拉回正轨。

在此过程中，赵尔丰还成功镇压了与英国勾结的藏族贵族势力，并在1909年亲自率兵逼近拉萨，逼得与英国合谋的达赖喇嘛仓皇逃往印度，成功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计划。赵尔丰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还在政治上稳固了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此举使得他在历史上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民族英雄。

然而，就在赵尔丰把川藏地区治理得如火如荼之时，清朝却日渐衰弱。面临巨额赔款的压力，政府开始通过征收铁路收购款项来增加财政收入。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境内的川汉铁路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由于该铁路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平民百姓的集资，百姓对此非常关注，而清朝政府的“无劳而获”政策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时任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以开明著称，曾试图为百姓争取权益，站在四川人民的一边。然而，这一立场与清廷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王人文被撤职。赵尔丰接任总督后，刚开始时依然倾向于支持四川人民，守护川汉铁路的利益。但不久后，清廷对赵尔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迅速解决四川的局势，并对其能力提出质疑。在这一压力下，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911年9月7日，他以督署查办电报为由，诱捕了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这一举动引发了川人强烈的愤怒，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爆发。由于局势失控，赵尔丰下令开枪驱散民众，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此次事件导致三十多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

成都血案引发了四川各地的大规模起义，义军迅速增长至20万之众。清廷派兵增援四川，但这一举措却激发了更广泛的革命情绪。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革命浪潮蔓延至全国，最终导致了清朝的覆灭。赵尔丰身处四川，难以接收到外界的变动消息。11月，当他得知北京被义军攻陷的消息时，不得不决定放弃权力，将四川交给了四川革命政府，自己则准备回到川藏边界继续生活。然而，由于妻子病重，赵尔丰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成都。

然而，四川新政府内部各派系争斗不断，局势陷入混乱。在四川的新政府无法稳定政权的情况下，一场名为“成都兵变”的暴乱爆发。赵尔丰虽试图借自己的威望安抚局势，但他最终却成为了这一混乱局面的替罪羊。一些新政府的领导人指责赵尔丰策划了兵变，试图借此夺权。由于赵尔丰在成都的声誉不佳，这一指控很快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

最终，赵尔丰被四川军政府逮捕，并在公审后被处决，成为了这场乱局中的牺牲品。虽然在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之前，他曾因镇压叛乱而展现过强硬手段，但总的来说，他仍不失为一位有才有德的名臣。然而，赵尔丰缺乏坚定的政治理想和决断力，尤其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导致了“成都血案”发生，使他成为了清朝与四川民众之间利益冲突的牺牲品。最重要的是，他过于信任四川军政府中的领导人，未能及时识别政治风险，最终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与左宗棠的政治眼光和能力相比，赵尔丰显得过于保守与动摇，这也是他晚节不保的根本原因。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论赵尔丰与“成都兵变”》，陈枫著作，2009年5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