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日撰写的文章《大同、集宁战败，聂荣臻说是张宗逊指挥不当所致，张宗逊表示不服》中，提到了开国上将张宗逊谈及大同和集宁战役的全过程时，他指出，当时我军正处于从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尚未完全掌握运动战的技巧，尤其在大规模攻坚战中表现得力不从心。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张宗逊特意提到了在大同战役前，我军在绥远战役中对归绥和包头的三次失利。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绥远战役。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在正同战场上后退，而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巧妙地绕过敌人，穿插至敌后，以无畏的精神积极开辟敌后根据地。时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呈现：装备精良、兵力庞大的国民党军则龟缩在西南的后方，而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活跃在华中、华东、华北等大江南北的广袤地区。

对于这种局面，蒋介石极为不满，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局面如此窘迫。在美国的援助下，蒋介石决定重整旗鼓，集结兵力北上夺回已经失去的战略要地。从8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他集结了110万大军，通过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五条铁路线一路北进。如果任其发展，解放区必定会被国民党军逐一分割，最终不仅华北、山东等重要根据地丧失，东北地区也可能会落入国民党手中。

面对这种险境，陈毅元帅在一次作战动员会上愤慨地高呼：“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与陈毅相比，山东根据地的情况相对较好，基本保持完整，后顾之忧较少。然而，华北的局势却复杂得多，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北上的压力，还得时刻提防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军阀的进攻。

与此同时，傅作义的部队也从绥西黄河后套地区进攻，夺取了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以及绥东、绥南、察西、察北等广大区域，甚至有向张家口进攻的趋势。面对这一系列进展，毛主席高度重视，指示聂荣臻和贺龙组织绥远战役，力求消灭傅作义集团，解放绥远。此时，傅作义不仅拥有4.7万精兵，还有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派出的部队支援，总兵力达到9.7万，而我军所能投入的兵力仅为5.3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尽管如此，聂荣臻和贺龙依然毫不畏惧，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展开行动。战斗自1945年10月19日黎明时分打响，仅仅三天，晋绥军区的部队便攻克了凉城、天成、新堂等地；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也孤立了大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两股势力之间的联系。

傅作义深知八路军擅长运动战，能在迅速的行动中分割包围敌军，因此他决定迅速撤退，退守归绥。傅作义可是闻名遐迩的守城高手，在多个战役中，他凭借着顽强的防守能力屡屡扭转战局。正如老覃在过去写的《傅作义投诚后仍有想法，一年后才向主席坦白：我私藏有很多武器》一文中所提到的，傅作义以“善守”著称，其抗战期间表现可圈可点，屡次成功守住重要战略城市。

比如，1927年，傅作义在天镇硬是抵挡住了宋哲元部的进攻，守城长达三个月；1937年，太原保卫战中，他成功掩护了卫立煌等部的撤退。正因为傅作义的“守城功夫”非同一般，一旦他开始执行“乌龟大法”，我军的进攻便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毛主席深知这一点，曾在1945年10月22日给贺龙发电报，提出建议：“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

然而，贺龙未能完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低估了傅作义的防守能力，结果，我军在攻打归绥时屡屡受挫，损失惨重。经过5次进攻，缺乏大兵团攻坚战经验和火炮的我军没有取得突破，导致3000多名战士牺牲。贺龙在回顾这场战役时曾深感懊悔，承认没有早早采取毛主席建议的策略，错失了消灭傅作义主力的良机。

随后，贺龙转向包头展开进攻。然而，他根据中央提供的情报认为包头守军力量薄弱，敌人最多只有2000人，便只派出了一支兵力较少的部队进行袭击。实际上，包头的守军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达到了1.2万人，并且傅作义为了强化防守，还调动了自己的心腹董其武空降包头，担任城防司令。董其武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堪称英勇，他曾多次打击敌人，屡建奇功，因此包头的防守形势异常严峻。

尽管如此，王尚荣所率领的部队依然表现出色，经过短短七天的行军，便攻占了包头周边的多个地区。随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反击，王尚荣迅速收缩部队，决定请求增援。贺龙虽然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打包头，但最终还是决定增派援军。

攻打包头的战斗持续了几轮，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由于敌军火力强大，攻城的进展非常缓慢。最终，在极其严酷的冬季环境下，贺龙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他被重感冒和胆囊炎困扰，不得不下令撤军。

经过一番激烈的拉锯战，绥远战役以我军的撤退而告终。多年以后，董其武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深知贺龙当年撤退的决策是明智之举，若继续硬拼，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贺龙听后，只能苦笑而不语，心中尽是无奈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