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主导编写的一部重大史学作品，涵盖294卷、文字量超过三百万字，享有极高的声誉。这本著作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编年体史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该作品的编年内容起始于公元前403年，亦即周威烈王的二十三年，此时正值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转折点。其结束时间则是在公元959年，也就是五代时期后的周显德六年，整整跨越了1362年的历史长河。

司马光关于编写通史的构思，最初是在北宋仁宗末年萌芽，并于公元1064年（宋英宗治平元年）开始付诸实践。同年，他首次向宋英宗呈交了一部五卷本的大事年表，名为《历年图》，这一作品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随后，司马光基于《历年图》，积极寻求各类历史资料，并按照时间线的顺序进行编撰他心目中的史书。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他完成了八卷本的《通治》，涵盖了从周威烈王时期到秦二世的历史事件，并立即呈上给宋英宗。在经过宋英宗的查阅后，虽然认为此书优秀，但他觉得该书的内容尚需扩充和完善。于是，考虑到这一庞大使命的复杂性，宋英宗下令设立专门机构，增加编修人员，与司马光共同继续编纂《通志》。

由此，这项本是个人的修史活动，迅速转变为一项国家级别的指令性任务。在国家政策、人力和物力的积极支持下，司马光与他挑选的同事们齐心协力，认真地编撰《通志》一书。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10月，司马光把按照宋英宗的指示续写的《通志》部分稿件，提交给新登基的宋神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审阅后表示赞赏，但指出书中多是关于君臣间“善足为法，恶足为戒”的事迹，内容显得略为偏狭。他还认为《通志》这一名称不够深刻，要求司马光进一步丰富书籍内容，并将书名改为《资治通鉴》，意为对治道的参考和借鉴。此后不久，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撰写了序言。

在宋神宗的指示和推动下，司马光与其助手们倍加努力，力求将《资治通鉴》打磨得更加精致。参与这一雄伟编撰过程的主要人物有专注于史学研究的刘攽、对史实精通的刘恕，以及擅长唐史的范祖禹。刘攽担任司马光的副手，负责整体工作安排。

刘攽在汉代史方面颇具研究深度；刘恕则对三国至隋代乃至五代史实有所了解；而范祖禹对于唐代的历史较为精通。考虑到每个人的专长，司马光合理安排他们各自负责不同部分的历史编撰工作。每一部分草稿完成后，司马光作为总负责人，逐一校对，确认无误后才会定稿。

根据最后的书稿，负责“汉纪”的刘攽共有六十卷，相对工作量较小；但负责“魏纪”到“隋纪”及各个“五代纪”的刘恕，则承担了一百三十五卷的内容，工作量可谓繁重。虽然范祖禹负责的“唐纪”只有八十一卷，看上去似乎比刘恕轻松许多，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首先，唐代相关的杂史文献非常多，筛选和整理资料花费了大量精力；其次，在刘恕于元封元年去世后，范祖禹接手了他未完成的“五代部分”的编写，工作难度再度上升。

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及其团队不仅参考了《史记》到《新五代史》共十九种正史，还查阅了包括杂史、笔记、奏议和文集在内的两百二十二种资料。大量的资料让选用过程充满挑战，且时常出现矛盾。为此，司马光在创立编纂机构的初期就与团队成员们共同商讨，明确了编纂的“凡例”。随后，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根据年月日整理、收集相关材料，形成初步草稿。

当几种史料在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中出现分歧时，团队通过严格考证，选择可信的资料，而舍弃那些不够可靠的。在这一过程中，《资治通鉴》的副本《资治通鉴考异》也应运而生。

当所有部分的草稿完成后，司马光亲自对整体进行审阅，不必要的内容被删减，文字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例如，范祖禹负责的“唐纪”草稿初有六百卷，但经过司马光的审定后，最终定为八十一卷。这一情况充分反映出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与司马光的细致审阅，至今仍流传着《资治通鉴》“草稿能装满两屋”的说法。司马光本人也曾对朝廷表示，“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直到公元1084年（元丰七年）12月，《资治通鉴》终于在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辛努力后完成，时间从司马光的初步行动算起。次年（公元1085年，即元丰八年）10月，朝廷下令重新审校此书。参与此次校对的，除了司马光、范祖禹和曾参与文字检阅的司马康，还有刘安世、黄庭坚、孔武仲、张舜民等著名文人。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公元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11月，《资治通鉴》的定本被送到浙江杭州进行雕版印刷。此时，司马光由于病重去世已逾一个月。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辛苦创作的成果终于付诸印刷，也没能聆听世人对其的赞誉。

《资治通鉴》作为我国编年史中一部内容丰富、质量优良的伟大著作，深远地影响着后世。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曾多次研读此书，累积达到十七遍之多，并曾赞誉道：“《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他鼓励大家批判性地读这部书，以便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主要参考文献：《资治通鉴索引》、《通鉴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