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员制度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化，但自唐朝建立六部制以来，这一制度因其能够有效地实现官员间的相互制衡与分工合作，成为一个较为成熟且富有成效的政治安排。六部制的成功和优势使其被沿袭使用，直到清朝末期依然存在。至于六部中的权力结构，哪一部权力最大、哪一部最弱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讨论。以下将详细分析六部的职能和地位。

吏部相当于现代的组织部，负责官员的选拔与任命，换句话说，管理着所有文官的“官帽”。担任吏部尚书的官员，通常被誉为“天官”，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官场的巅峰，无法再向更高职位进发。以明朝为例，吏部尚书的权力极大，因此为了平衡其权力，一般都不允许吏部尚书进入内阁。内阁的职权涵盖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权，除了皇帝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其上。如果吏部尚书进入内阁，选官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就会集中于一人之手，类似于昔日的宰相。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明朝的吏部尚书无法进入内阁，但其麾下的左右两侍郎往往是内阁的潜在成员。

户部对应今天的财政部和税务局，专责管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即所谓的“国家的钱袋子”。户部的职责不仅包括征收税款，还包括控制财政开支，简言之，就是管理国家的金库。古今中外，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掌管资金的人通常地位崇高，实权也不可小觑。整个帝国的运营基本上由户部来掌控，各类部门若需资金，必须经过户部批准。许多中层官员若想顺利执行公务，常常得通过一定的手段争取户部官员的支持和批准。

礼部负责国家的礼仪、文化教育、外交等事务，类似于当今的公务员局、人事部、外交部和文明办的结合体。礼部的权力尤其在明清两朝达到了顶峰，其所掌握的职能极为广泛。礼部尚书常常成为内阁的候补人选，尤其在明朝时期，礼部尚书往往具有跨越其他部门的潜力，成为可能成为宰相的重要人物。礼部尚书还被称为“大宗伯”，这个称号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指的是春官之长，负责国家的祭祀和典礼。尽管职责有所变化，但“大宗伯”作为尊贵的官职象征，一直延续至明清。礼部尚书的言行举止受到了朝廷内外的广泛关注，其地位仅次于内阁大学士及吏部尚书。在明代，礼部尚书往往被看作是内阁的后备人选，若能够进入内阁，通常能超越吏部尚书，成为“宰辅”一类的权力人物。因此，礼部被认为是六部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

兵部与现代的国防部及一部分中央军委的职能相似，主要负责军事事务、兵员调配及军需保障等。兵部掌管着武官的任命及军队的后勤保障，负责选拔武官、训练军队、储备军备，虽然其在军事行政上权力很大，但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往往并不掌握在兵部手中。历史上曾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也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两者都强调了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兵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兵部的军事指挥职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实际执行方式。在宋朝，枢密院负责指挥军队；在明朝，则由五军都督府来掌管。为了防止军事政务与军事指挥权力过于集中而威胁到皇权，明清时期的兵部多担当军事行政职能，权力虽然大，但实际上更多是在后方支持，前线指挥权已交由其他机构。兵部因此成为一个“位高权轻”的部门，其职权与实际控制力不对等。

刑部类似于现代的司法部和公安部，负责审判与刑事案件的处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司法领域。刑部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并对地方法官的判决具有监督与推翻的权力。尽管如此，刑部在处理官员犯罪方面却受到很大的制约。在古代，官员犯罪往往涉及到皇帝或其他更高权力机构的干预，刑部的独立审判权因此受到压制。相比于财政和工程领域，刑部的“油水”较少，实际职能的执行也较为艰难，因此它在六部中的地位较为低下。

工部与现代的发改委、工务部及科技部等职能重叠，负责国家的土木工程、技术发展等事务。作为一个技术性部门，工部虽然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却缺乏足够的实权和政治地位。工部主管的项目涉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然而由于这些事务的技术性较强，工部往往无法像财政或军事等领域那样掌握较大的权力。此外，工部往往也是古代政府中最容易发生贪污的部门之一，这使得其在官场中的“油水”虽然不少，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缺乏前途的部门。

综上所述，对于六部的地位与权力排名，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吏部的地位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吏部尚书被尊称为“天官”与“大冢宰”，代表了六部中最重要的职权与地位。户部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大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以权力和地位仅次于吏部。礼部虽然权力相对较小，但它关乎国家的礼仪和外交事务，在朝廷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兵部的实际权力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其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排在第四位。刑部和工部则相对较弱，前者受制于皇权，后者则缺乏实质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位列后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