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由以郭沫若、吴晗为首的考古团队发掘。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的考古技术尚未成熟，文物的保护措施疏忽，导致了大量文物的严重损坏，损失无法挽回。这次发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最终，周恩来总理下达了严格指令，禁止再次主动开掘任何帝王陵墓。而吴晗与郭沫若也因此深陷舆论漩涡，至今仍被历史所指责。

早在1955年，吴晗与郭沫若联同其他四名学者联合上报中央，提议借助对明朝帝王陵墓的发掘研究，来更好地探索和理解历史。他们最初的目标并非定陵，而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然而，这一提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些考古专家指出，尽管中国有过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的经验，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挖掘帝王陵墓无疑过于冒险，缺乏足够的保障。

尽管如此，最终，郭沫若与吴晗还是获得了批准。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到了1956年，在二人的领导下，考古队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长陵。然而，由于这次发掘是首次挖掘帝王陵，考古队员们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队员们依然无法确定陵墓入口的位置，甚至连长陵的墓道口都未能找到。

这种困境不禁让人回想起上世纪20年代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情形，当时他带领部队围绕清东陵寻找墓道口长达数月，最终依靠威胁和利诱当地村民，才得知墓道的准确位置。与孙殿英的做法不同，郭沫若和他的考古团队显然不能采取此类手段。因此，他们决定将目标转向朱棣的儿子，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高炽的献陵。

然而，经过数月的努力，献陵墓道口依然未能找到。就在他们几乎放弃时，意外地发现了通往万历皇帝定陵的墓道口。尽管吴晗和郭沫若深知定陵的文物相比于长陵、献陵等其他明朝皇帝的陵墓，可能会少很多，但此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

进入墓道后，考古队员们首先看到的便是定陵的墓门。起初，他们尝试推开墓门，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动弹。最终，经过仔细检查，他们发现墓门背后竟然有一根粗大的石柱顶住了门口。这根柱子名为“顶门石”，是用来防止盗墓贼入侵的。考古队员们随即用一根八米长的铁丝套住顶门石，再用麻绳将门外的铁丝固定。经过一番努力，墓门终于被推开了足够的空间，允许一人进入。

进入墓室后，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中间的墓室正对着三副棺椁，中央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两旁则是他的皇后和妃子的棺椁。当考古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时，强烈的金光照射而出，源自于他头上所戴的金丝翼扇冠。此外，皇帝身上那件龙袍依旧色泽鲜明，仿佛刚刚穿上。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龙袍的颜色依然栩栩如生，仿佛岁月未曾留下痕迹。

在棺椁内，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珠宝文物。每个棺椁下方堆放着金锭和银锭，显然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考古队员们紧急排队，将这些宝贵的文物一一取出。然而，由于当时对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乏，考古人员甚至没有佩戴手套，直接用手触摸这些古老的文物，未曾考虑到这样可能导致的损害。

在墓室的周围和配殿内，考古队还发现了几个大型木箱，里面装满了金银器、头冠、腰带、木俑等文物。据统计，这些文物总计有2648件之多。可惜，由于陵墓已经封闭了三百多年，当氧气突然进入墓室时，文物迅速开始氧化。那些本来色彩斑斓、精美绝伦的陶器和瓷器，立刻变得黯淡无光，甚至花纹都变得模糊不清。

最为严重的损失，是万历皇帝的龙袍。原本金光闪闪的龙袍，接触空气后迅速变成了褐色，像是腐朽了般，不仅色泽完全改变，布料也开始出现破损。如果当时能够将这些文物立即转移到适合的环境中保存，或许还能避免这些损坏。根据当时的标准，像龙袍、书籍这样的无机质文物，应该在14到24摄氏度、湿度30到55%的环境下保存，而陶瓷、金属等有机质文物则需要在14到20摄氏度、50到60%湿度的环境中保存。除此之外，强烈的光照也应避免。而考古队的做法，却是用强光手电筒照射文物，造成了加速老化的效果。

最令人痛心的是，文物保护的意识匮乏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发掘后，甚至连定陵周边的百姓也可以随意进出，甚至将棺椁中的金丝楠木当作木材砍回家烧柴。万历皇帝的尸骨也不知去向。

虽然定陵的发掘揭示了大量文物，但这一过程对文物和陵墓的损害，显然远超过其学术价值。此后不久，郭沫若再次向中央上报，申请挖掘武则天的乾陵。然而，定陵的惨痛教训让所有人认识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有效保护这些文物。周恩来总理最终驳回了这一申请，并且下令以后不允许主动挖掘任何帝王陵墓。

由于定陵发掘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吴晗和郭沫若成了历史的牺牲品，每每提起定陵文物的损失，二人便成为批评的对象，他们的名声也因此永远烙上了“耻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