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初始，冠饰便以独特的姿态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它不仅是简单的装扮之物，更是观念、制度的具象化呈现。在中国古代，服章制度森严，女性冠饰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宫廷到民间，从礼仪场合到日常生活，其样式、材质、佩戴规范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映射出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风尚与审美情趣。

女性冠饰在古代服章制度中的地位

冠饰，可以说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物化形式，是记录人类文明的具象符号。冠饰中凝聚了人类的观念、制度形式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并通过造型、形制、色彩等表现出来。华夏衣冠作为一种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并积淀成为一种社会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冠饰与服饰的作用尤为显著。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装扮，更是对周礼制度这一理想化社会秩序的具象化体现。通过服饰的等级区分，封建统治者巩固了封建制度和阶级分明的社会秩序， 这种秩序原则和道德导向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中。

中国的冠文化已经超越了其原本的装饰功能，成为了政治道德观念的象征，以及社会阶级秩序的明确标志。封建统治者将冠服纳入了严格的标准模式，这种冠服制度的社会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

这种程式化的冠饰制度得到了封建礼教或法律的维护， 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成为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定势。在古代中国，冠饰对贵族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装饰品，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据《释名》记载，当时的王后所佩戴的首饰被称为“副”，既表示覆盖头部，也含有“副贰”之意——即这种首饰是由多种珍贵物品组合而成的。这充分说明了在古代中国，冠饰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权力、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只有社会地位最为崇高的女性才有资格佩戴。

女子冠饰最早出现在宫廷中，多用绢、罗等丝织品制作成花朵形状，以包裹发髻， 是代表妃嫔身份的重要发饰。在东晋时期，王嘉的《拾遗记》中详细记载了一种独特而华丽的冠饰——凤冠。

根据书中的描述，这种凤冠的制作过程充满了艺术匠心与精致工艺。工匠们以精湛的技艺，将玉雕琢成倒龙的形状，象征着权威与尊贵。又巧妙地用金铸造了凤冠的钗饰，钗上铸有凤凰的图案，凤凰作为古代神话中的神鸟，代表着吉祥与美好。凤冠当时并非作为皇家礼制中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具有装饰性的头饰。

这一时期凤冠由玉石和黄金制成，其纹样多来自神话中的龙凤等祥瑞之物。“倒龙之佩”是指以玉石雕刻成的，“凤冠之钗”则是用黄金制成的。当时凤冠作为一种头饰，更多地被用于日常生活或一些节日之中， 此时凤冠的使用没有阶级制度的限制。

《后汉书》《晋书》和《隋书》大业制中关于舆服志的记载的有着严格的制度，东汉时期女性冠饰主要由大手结和簪组成，《通典》详细记载了曹魏时期贵族妇女首服制度的独特规范。在继承东汉时期簪饰的基础上，曹魏时期进一步丰富了首服的样式，增加了大手髻和宝䥖蔽髻作为新的装饰元素。

这套首服制度通过宝䥖蔽髻的数量来明确区分妇女的身份等级。具体来说，曹魏时期的制度规定，贵人、夫人等身份尊贵的妇女在参与蚕桑活动时，会佩戴大手髻，并配以七个宝䥖蔽髻，饰以黑色的玳瑁，并增添簪珥作为点缀。而九嫔以下的妇女则佩戴五个宝䥖蔽髻，世妇则佩戴三个。

对于王妃和长公主，同样佩戴大手髻和七个宝䥖蔽髻，并且长公主还有资格佩戴步摇， 所有这些都以簪珥作为装饰。在更低一级的贵族妇女中，如公特进列侯卿校代妇和中二千石以下的夫人，其首饰则有所不同。冠饰上会有黄金龙首衔白珠的装饰， 鱼须擿长达一尺，作为簪珥的特别设计。

《晋书》中记载的皇后首服依承汉制， 其他命妇首服制度延续曹魏制度，将大手髻改为太平髻。到了北周，《通典》中记载皇后首饰，花钗十有二树，首次提出了花树。到

了隋朝，隋朝贵妇首服制度发生了两次变革，第一次在隋文帝即位后，在北周制度基础上加了博鬓，《隋书》中详细记载了隋朝时期皇后及各级贵族妇女的首饰制度，皇后冠饰最为华丽，有十二树花饰，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以及三师、三公及其夫人，以及一品命妇，共有九树花饰。侯夫人和二品命妇的冠饰上则装饰有八树花。伯夫人和三品命妇则佩戴七树花饰。子夫人、世妇以及皇太子昭训和四品以上官命妇，冠饰上则装饰有六树花。男夫人和五品命妇的冠饰上则装饰有五树花。

最后，女御和皇太子良娣的冠饰上装饰有三树花。从皇后以下，所有的妇女所佩戴的小花数量都与大花相等，且都配以两博鬓。第二次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皇后冠服则在开皇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二钿及两博鬓，延续了北朝花树、花钿及博鬓的形式，内外命妇则将花树改为花钿并均加两博鬓。

先秦时期女性冠饰的基本特征及内涵

《山海经》记载，凤凰“见则天下安宁。”《尚书》中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凰总是伴随太平祥瑞的景象出现，它和另一神兽——龙，共同成为中华王朝帝后的象征。有趣的是，虽然凤冠出现时间较晚，但是以凤鸟为装饰的发饰，同样早早出现在秦朝历史上。

先秦时期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远古到商朝，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也是冠服审美发展的起源。西周君主建立礼乐体系，冕冠制度开始成熟，为日后形成以礼服为重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

进入春秋晚期至战国，这一段是中国冠服审美文化发展的核心时期，后代关于冠服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态度多有源自这时，根据《周礼》的记载，追师是负责管理王后首服的官员，他们不仅负责王后的冠冕，还负责九嫔及内外命妇的首服。

这些首饰包括了副、编、次、追衡和笄等不同类型的头饰， 它们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用途和意义。在祭祀和接待宾客的重要场合，王后和命妇需要佩戴相应的首服，以示尊重和庄重。这些首服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讲究，不仅要求精美华丽，还要符合礼制的要求。

王后的冠冕通常会使用贵重的材料，如金、玉、宝石等，以体现其尊贵的地位，而命妇的首服则相对简约，但仍不失精致和典雅。在周代，首服的佩戴还与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紧密相关。王后的首服象征着国家的最高尊严，而命妇的首服则体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族荣誉。

根据五代时期马缟所著的《中华古今注》中关于秦始皇时期的冠饰制度的描述，三妃九嫔在炎热的夏季选择佩戴芙蓉冠子，这种冠子由碧罗材质精心制作而成，冠上更是点缀着五色通草制成的苏朵子，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碧罗是一种质地轻薄的丝织品，适于夏季佩戴，五色通草苏朵子则是由五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编织而成，使得冠饰增加了美观。马缟指出钗子是古代笄的遗留象征，笄是古代妇女用来固定发髻的长针，由骨、木或金属制成。

马缟提到秦穆公时期，钗子的制作材料已经升级为象牙，象牙质地细腻、色泽温润，被广泛用于制作首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工艺技术的进步。

敬王时期，钗子的材质变为玳瑁，是由海龟壳制成的贵重材料，因其独特的纹理和光泽使其成为制作首饰的选择。玳瑁的使用体现了当时工艺的精细。

此时钗子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秦始皇使用了金银来制作凤头，玳瑁作为钗脚，制作出凤钗，这种凤钗不仅在材质上极为奢华，其装饰纹样也充满了艺术性和象征意义，凤凰作为吉祥的象征，体现了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