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频繁的“士兵哗变”事件。兵士们脾气火爆，动辄拔刀杀将。许多节度使就此丧命，数目不胜枚举。

第一次藩镇士兵起义发生在天宝九年。当时，朔方军节度使张齐丘因为“粮草不济”而被士兵围攻。若不是郭子仪及时赶到，张齐丘几乎就成了第一位死于“士兵哗变”的节度使。

紧随其后的“安史之乱”，安西军又创造了“士兵杀死节度使”的历史先例。安西军由四个安西镇和两大都护府组成，由李嗣业统领，他们奉命入关，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在“相州之战”中，李嗣业英勇作战，不幸阵亡。安西军的士兵们自行推举了兵马使“荔非元礼”（一名羌族人）为新的节度使。尽管军中擅自立节度使的做法极为严重，唐肃宗却默许了这一选择，甚至正式任命荔非元礼为节度使。

荔非元礼性格暴躁，常常无缘无故地虐待士兵，还恶意克扣军饷。愤怒的士兵们终于忍无可忍，将他杀害。由于有了“内部选举”的经验，荔非元礼死后，安西军再次照此办理，推选了白孝德（龟兹国王室后裔）为新任节度使。面对这一历史重演，唐肃宗再次保持沉默，正式任命了白孝德为安西、北庭节度使。

从此，节度使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职位，士兵们稍有不满便会拔刀相向。上元三年，河中节度使李国贞被杀，宝应元年，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亦丧命。甚至名将李光弼也险些被部下所杀。

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后，发现左厢兵马使张用济正在密谋刺杀他。正当局势即将恶化时，兵马使仆固怀恩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事后，李光弼得知了这一阴谋，借口将张用济杀害。仆固怀恩得知此事后，带领五百胡骑包围了李光弼，使其面色苍白。幸好，仆固怀恩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只是用威胁的语气警告李光弼。虽然没有立刻动手，但这件事并未因此平息，仇恨依旧积压在仆固怀恩心中。之后，他与宦官鱼朝恩联手逼迫李光弼攻打洛阳，最终导致唐军在邙山遭遇惨败，李光弼因此被解除朔方节度使职务。

唐朝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士兵哗变是发生在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这一事件险些让唐朝提前灭亡。在建中四年，河朔四镇效仿战国的“四国相王”，将唐德宗推上了“周天子”的位置。唐德宗愤怒之下，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出兵平叛，但李希烈更为大胆，他竟联合四镇自立为帝。唐德宗只得出动“最强杀器”——泾原兵马。

泾原军的前身是安西军，这支横跨西域、遍布北方的“流浪军”，在此时已经驻扎在泾原，因此改名为泾原军。当泾原军行至长安时，按照惯例，皇帝应当为他们赐予赏赐。然而，负责劳军的官员却粗心大意，竟只在城外简陋地为军队提供了一顿饭，而且还是简陋的“猪食”。士兵们感到极度愤怒，他们心想：“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朝廷效力，竟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得不到。听说琼林和大盈宝藏富得流油，为什么朝廷不给我们，咱们自己去取！”

面对士兵们的愤怒，节度使姚令言并未加以阻止。于是，几千人的兵力发动了攻势，成功突破了长安，洗劫了皇宫。唐德宗仓皇逃出，成为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的第三位“流浪皇帝”。这一因一顿饭引发的“泾原兵变”，对唐朝政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后，泾原兵在长安拥立朱泚为帝，而负责平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亦叛变。唐德宗再次被迫逃往梁州，整个大唐的命运岌岌可危。

既然连中央的藩镇都有如此问题，那么那些割据藩镇的局势又会如何呢？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割据藩镇内部的士兵哗变更加频繁，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节度使们常常一饮一啄、一言一语，都充满了危险，每一次入睡都可能是永别。

大家常说，军队是最讲究纪律的组织，士兵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那么，为什么中晚唐的士兵如此“狂暴”？这就要归结到藩镇的特殊性质。唐朝的藩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实际上它们不仅仅是军队，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庞大体系。

藩镇的特点使得它们超越了传统军队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政治体。唐朝原本要求军队忠诚于朝廷，成为一个对权力中心完全服从的暴力工具，但藩镇的军队开始具备了独立意识。他们不再单纯地以服从为天职，而是开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安西军的荔非元礼与白孝德推举，朔方军的李光弼被部下所杀等。

这种“自主性”的形成使得军队产生了与朝廷不同的思维模式，而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当行政体制中的矛盾会有一定的调解机制时，军队的矛盾则必然以暴力来解决，并且往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唐朝皇帝没有有效的手段去制服暴力，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忍让和妥协。

藩镇发生这种变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藩镇逐渐演变成了庶族阶级的政治阵地，成为对抗豪门阶级的“第二朝廷”。唐朝的政治基础是豪门士族阶级，而科举虽提供了庶族上升的通道，却仍然受到豪族的压制。随着唐玄宗赋予藩镇更大的军政独立权力，藩镇逐渐成为庶族阶级的庇护所，这些世代服务于藩镇的庶族士兵，利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将藩镇改造成了他们实现个人抱负的舞台。

这些庶族阶级在藩镇内部争斗不休，节度使往往无法顾及所有庶族利益。这种“多头政治”导致了藩镇内部的冲突，特别是像河朔藩镇，幽州节度使的更替就非常典型——李怀仙、朱家、刘家接连更替，魏博节度使的更替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与此不同的是，豪族阶级虽然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和稳定的权力网络，却往往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他们的目标长远，能够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而庶族则更加关注眼前的利益，导致他们的利益往往无法统一，进而造成藩镇的频繁变动。

唐朝豪族的政治体系虽然有助于国家的某些发展，但它却也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庶族的崛起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藩镇作为庶族政治的载体，始终缺乏内在的法制和运行规则，这使得藩镇难以稳定并取得长远的成功。